大英帝国癌症运动与英国大众防癌教育的兴起(5)
诚然,1947年以来,卫生部频繁通过大众防癌教育问题向“运动”施压,使得大众防癌教育活动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但是,以唐纳森为代表的大众防癌教育计划的支持者并没有迫于卫生部的政策导向压力而就范。相反,他们始终没有停止通过公众演说、防癌专题文章的撰写等形式来推动英国大众防癌教育发展。如与伦敦“全国女性公民联合会”(National Women Citi?zens’Association)联合组织医学专题演讲。1947年11月20日,伦敦“全国女性公民联合会”秘书斯蒂德(Stead)在写给“运动”外事秘书的信中提到,“全国女性公民联合会”总部正在为其分支机构组织一系列的医学专题演讲。同时,在信中,斯蒂德还对即将造访“全国女性公民联合会”地方分部的“运动”专家表示了欢迎[14]。12月4日,“运动”秘书在回信中表示,“运动”愿同“全国女性公民联合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为提高英国女性的健康水平(特别是癌症预防方面)提供更多的人员、智力支持[15]。
同时它与各类媒体携手推进防癌教育宣传工作。12月11日,伦敦《每日镜报》特约编审戈登·博谢尔斯(Gordon Boshells)致信“运动”外事秘书阿尔普莱斯,表达了《每日镜报》对“运动”大众防癌教育工作的兴趣。更值得关注的是,博谢尔斯还对“运动”发出了约稿邀请,并就文章的类型、字数限制以及文字风格等细节问题给予了细致的说明。“《每日镜报》为了更好地帮助‘恐癌’民众以及深受癌症病痛折磨的患者走出阴影,对介绍癌症研究最新进展的文章非常感兴趣。按照惯例,期刊特约稿件的字数范围是200字至850字之间,内容以平易近人地事实阐述为主,而不是纯理论性的观点赘述。”[16]阿尔普莱斯在收到《每日镜报》的约稿申请后,于12月16日将约稿申请转呈“运动”宣传委员会主席唐纳森,希冀其可以完成《每日镜报》的约稿[17]。
1948年2月8日,阿尔普莱斯致信博谢尔斯并同时转发了唐纳森撰写的关于防癌教育意义的文章,以期《每日镜报》择日发表。唐纳森在文章中如是评价大众防癌教育的意义,“大众防癌教育通过向民众普及癌症病因、病理学常识(或者说是哪些临床病灶有可能发展成为癌症),告诉普通民众癌症可以通过‘早发现、早干预’,得到有效地治疗,帮助其摆脱‘绝症’阴云的困扰。其次,大众防癌教育也是宣传癌症疾病研究领域最新成果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手段。防癌教育活动在共享专业技术信息的同时,也会增强民众在面对癌症疾病时的勇气与自信”[18]。
除此以外,1948年一年中,“运动”还曾受德文郡伦敦“米尔希尔扶轮社”(Mill Hill Rotary Club)“皇家帝国协会布里斯托尔分会”(the Bris?tol Branch of the Royal Empire Society)以及“格拉斯哥扶轮社”(the Glasgow Rotary Club)等地方组织的邀请,展开了一系列围绕癌症病因、病理学普及以及癌症预防、诊疗技术推广等话题的公众演说活动,并受到组织方的高度赞扬。
1952年,在“大英帝国癌症运动”和“健康教育中央委员会”① “国家健康教育委员会”(the Central Council for Health Education)是一家于1927年发起成立的从事健康教育事业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国家健康教育委员会”是英国最早从事健康教育的组织机构之一,在防癌教育的普及推广过程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二战结束后,“国家健康教育委员会”曾多次就防癌教育问题寻求与“运动”的合作,是战后英国大众防癌教育活动得以恢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参见Elizabeth Toon.“‘Cancer as the General Population Knows It’:Knowledge,Fear,and Lay Education in 1950s Britain”,in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81,No.1(Spring,2007).p.121。(Entral Council for Health Educa?tion)等医学非营利性机构的推动下,卫生部对大众防癌教育的态度也开始出现了松动。6月26日,卫生部下属“中央卫生委员会癌症与放射疗法咨询委员会”(the Central Health Service Coun?cil’s Standing Cancer and Radiotherapy Advisory Committee)指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众防癌教育项目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中央政府(卫生部)应该鼓励各地方卫生主管部门以及医学自治机构根据自身情况来适时开展大众防癌教育的试点活动,借此来检验大众防癌教育在抗癌斗争中的真实效果。”① “Minutes of Meeting,January 26th,1952”,Folder:NA MH 55/927;转引自Elizabeth Toon.“‘Cancer as the General Population Knows It’:Knowledge,Fear,and Lay Education in 1950s Britain”,in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81,No.1(Spring,2007).p.121。不久,卫生部就“公权力”介入防癌教育事业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时间的论证,并于1953年8月正式发文,“鼓励地方、医学自治机构自行组织安排大众防癌教育事业”[19]。以此为契机,英国以卫生部为代表的国家卫生行政“公权力”开始参与到大众防癌教育事业中,结束了过去30年以非营利性组织机构为主导的大众防癌教育模式。
文章来源:《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网址: http://www.yfyxqbzzzz.cn/qikandaodu/2021/0803/614.html
上一篇:防微杜渐敲响生命之钟记苏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下一篇:新形势下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