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癌症运动与英国大众防癌教育的兴起(2)
1902年,“大英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建立开启了英国癌症治疗与疾病控制的新时代④ 1904年,威尔士亲王(未来的乔治五世国王)正式出任“癌症研究基金会”主席。与此同时,基金会为了感谢英国皇室对癌症医学研究以及对基金会本身的赞助与支持,更好地彰显帝国皇室的荣光,“癌症研究基金会”正式更名为“大英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参见:Joan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 1902—198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27—33。。“基金会”十分重视癌症理论医学的研究,开启了英国癌症研究专门化的进程,结束了英国过去以癌症医院为核心的癌症治疗、临床防控模式,推动了英国癌症医学研究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基金会”成立以后,积极开展癌症流行病学调查,获取了大量癌症临床诊疗的原始数据,并结合细胞生物学、胚胎学和免疫学等新兴学科的理论,破解了癌细胞分裂等一系列的癌症医学难题。美国知名病理学家詹姆斯·尤因(James Ew?ing)将20世纪初英国癌症研究专门化的趋势视为“吹响了人类战胜癌症的号角”[4](P1)。
诚然,“基金会”在癌症基础理论医学领域虽颇有建树,但是英国的癌症防控形势却没有因此而得以好转。1901至1921年,英国男性口腔癌的死亡率由每百万人中38人上升到53人;乳腺癌的死亡率由每百万人中148人上升至190人,其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9%和28%。此外,癌症死亡率也从1901年的每百万人中841人上升至1921年的1007人,增长速度也达到了19%。其中,仅1922年一年,英国① 数据仅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帝国海外殖民地并未列入该统计。就有超过46 000名患者死于癌症[5]。癌症死亡率的持续攀升让“大英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和癌症防控的“基础医学”模式受到了来自医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质疑,同时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自1902年以来英国医学界历经20余年苦心孤诣探索出来的以“大英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为主体、以“基础研究”为重点的癌症防控模式存在局限。医学界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癌症防控模式。
随着癌症医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癌症以及癌症防控实践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也愈发突出。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医学界就癌症防控事业未来的发展达成了新的共识。医学界普遍认为癌症基础医学是人类认识癌症疾病,寻找科学、合理诊疗方案的重要前提;但是,临床诊疗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提高也是降低癌症死亡率的必要条件,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此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癌症疾病产生的新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医学模式的不足。癌症防控不能拘泥于基础研究或临床治疗的传统单一范式,而需要通过政府、癌症研究机构以及民众的共同参与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6]。基于这些认识,英国的癌症防控模式继“医院-临床医学模式”以及“实验室-基础医学模式”的生物医学模式之后,开始向“医院-实验室-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社会医学模式转变② 1923年11月27日,阿斯罗恩勋爵(Lord Athlone)在广播演讲中,谈到未来癌症防治工作可能采取的方法时,所用的表述就很能代表当时医学界对未来防治工作的一种新的看法,“抗癌绝不只是简单的实验室医学研究,归根到底需要医学界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参见“Lord Athlone’s Broadcasting Speech,November 27th,1923,on behalf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ncer Campaign,”Folder:SA/CRC/Q.1,Cancer Education-Lay Public,General Correspondence,1930s—1950,Box 90,Wellcome Archives Collection。。
社会力量的介入是癌症防控社会医学模式转向的关键。其中,以医护人员与普通民众为行为主体的防癌教育活动就是整合、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癌症防控实践的重要形式。防癌教育主要可以分为针对医护人员开展的医学专业教育和针对普通民众的防癌普及教育两种。但是,在防癌教育实践活动中,针对医护人员的专业医学教育往往被视作大众防癌普及教育的前提条件,二者存在逻辑上的依存关系,实践操作层面上也存在着客观的时间先后关系。大众防癌教育则主要是通过公共演说、报刊媒体宣传、展会等形式面向公众普及癌症病因、病理和临床表现等相关知识,继而增强民众癌症预防的意识,从而实现提高癌症治愈率、减少癌症死亡率的一种疾病宣传教育形式。
英国的防癌教育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女性宫颈癌筛查项目。1902年,德国哥尼斯堡大学妇科学教授乔治·文特尔(George Win?ter)在东普鲁士地区内的医护人员中,积极推广的宫颈癌早期筛查培训项目,有效降低了该地区因“延误治疗”而导致的宫颈癌死亡率,成为英国早期防癌教育可资借鉴的成功案例。1909年,“英国医学会”(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也开始通过宣传手册等形式帮助助产士、全科医生等医护人员了解宫颈癌的早期临床病灶,以便在临床检查活动中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女性宫颈癌患者,进而希望借此提高患者的存活率[7](P1319)。自1910年起,伦敦以及其他地方郡市先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面向医护人员的防癌教育活动。其中,朴茨茅斯地区在查尔斯·基尔德(Charles Childe)的推动下,率先开展面向社会中上层妇女的大众防癌教育试点工作,将防癌教育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普通民众层面[7](P1319)。至此,英国防癌教育活动已不再囿于针对医护人员培训式的专业教育,开始向范围更广的大众防癌教育纵深转型。但是,医学界鉴于宫颈癌筛查项目可能造成的“恐癌”情绪,对基尔德推动的大众防癌教育活动缺少必要的热情。此外,卫生部也在1923年1月以来的几份文件中表达过对大众防癌教育活动以及其可能引起的“癌症恐慌”的担忧[4](P73)。
文章来源:《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网址: http://www.yfyxqbzzzz.cn/qikandaodu/2021/0803/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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