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癌症运动与英国大众防癌教育的兴起(4)
1934年2月,“运动”执行委员会按照“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发起成立了具体负责“运动”防癌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央宣传委员会”(Central Propaganda Committee),旨在更好地利用防癌宣传活动来扩大“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中央宣传委员会”还将防癌宣传教育活动从原来“运动”项目经费的筹集工作中独立出来,旨在更多地强调防癌宣传教育活动的非营利性。30年代中叶至二战爆发前,在“运动”宣传委员会主席马尔科姆·唐纳森(Malcolm Donaldson)等人的支持与推动下,英国多个郡开展了针对医护人员和普通民众的防癌教育宣讲活动。其后,唐纳森还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运动”在防癌教育宣教实践活动中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组织编纂了《防癌教育指导意见书》。《防癌教育指导意见书》是战前“运动”地方防癌教育的指导性文本,为“运动”防癌教育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指导[8]。
自1934年“运动”宣传委员会成立至二战爆发,“运动”总共开展了1200多场的防癌教育宣传演说活动,不可不谓“红极一时”,但欧洲战事一开,战前英国防癌教育事业的短暂春天也因此而宣告结束[9]。概而述之,1923年至1939年,“运动”的防癌教育活动主要还是围绕组织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临床诊疗技术的推广等主干业务而展开,防癌教育还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主干业务被“运动”加以考虑。
二战后,“运动”重组了战前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并在1947年更名为“癌症教育委员会”(Cancer Education Committee)。“癌症教育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防癌教育开始成为“运动”事业发展的主干业务之一,但遗憾的是,“癌症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立刻扭转战后防癌教育的颓势。1947年的《“大英帝国癌症运动”年报》就曾指出,“现阶段的防癌宣教活动根本提不起民众的任何兴趣”[10]。1948年2月5日,“运动”外事秘书阿尔普莱斯爵士(Sir Allpress)向《每日镜报》杂志社编辑部转呈了唐纳森草拟的《关于战后英国防癌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的文章,文中同样注意到“英国现阶段的防癌教育发展步履蹒跚,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民众中甚至出现了‘防癌教育就是少数别有居心的掮客圈钱的骗局’的负面言论”[10]。可以说,战后初期,英国民众对防癌教育活动热情度不高和普遍的不信任,阻碍了战后“运动”大众防癌教育活动的复苏。
“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建立对“运动”大众防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利国家”的政策拥趸认为,“大众防癌教育活动让民众的‘恐癌’情绪更加敏感,同时也炒热了医院的‘生意’。很多疑神疑鬼的癌症‘患者’(自认为)踏破了医院的大门,寻求专家的最后确诊,不仅导致国家医疗资源被低效利用,还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1](P364)。防癌教育在“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话语中被视为一种占用国家医疗资源的低效行为。鉴于此种情况,卫生部以及其他癌症医学研究机构都不愿意看到因为大众防癌教育的推广而进一步增加“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中全科医生的负担。“运动”秘书图尔斯爵士(Sir Tours)在评价美国式的大众防癌教育在英国遭遇水土不服时,认为,“美国的防癌教育活动建立在制造‘恐惧’的基础上。这种建立在‘恐惧’、而非‘希望’基础之上的防癌教育活动并不适合一个旨在建立‘福利国家’的土地”[11]。
1947至1952年间,“运动”重组了癌症宣传职能部门,恢复了部分战前的大众防癌教育活动,但是其规模却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8]“运动”内部全科医生的反对以及卫生部的批评是该阶段“运动”大众防癌教育活动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究其缘由,主要是全科医生和卫生部担心,大众防癌教育徒增了本就脆弱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运作成本和全科医生的工作负担。此外,卫生部还对“癌症教育委员会”有意将大众防癌教育推广至全国的“国家计划”表示忧虑,这些无疑为战后大众防癌教育的发展戴上了政策“紧箍咒”[12](P122)。1948年1月10 日,唐纳森在写给伯明翰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妇产科医生希尔达·劳埃德(Hilda Lloyd)的信中提到,“现在很清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癌症教育委员会’将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防癌教育的对象问题,即防癌教育的对象是继续集中在全科医生的范围,还是可以向更大的范围扩展”[13]。从唐纳森在信件中使用的措辞和态度可以推断,其对“运动”大众防癌教育活动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文章来源:《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网址: http://www.yfyxqbzzzz.cn/qikandaodu/2021/0803/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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