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以来美国情报政策的流变及启示以情报工作(4)
继9/11委员会报告,伊拉克战争的情报失败以及媒体对数据挖掘和窃听公众隐私等的一系列报道之后,公众对情报界的质疑声越来越高。这种质疑催生了情报工作透明原则,在民主体制下,情报界也必须维持“民主外观”,以此恢复公众信任。奥巴马政府向公众通报有关情报活动的法律、指令和政策,让公众更清楚的知道情报界做过什么,正在努力做什么的同时,确保情报内容的保密以保证情报的有效性。
领导人有意识地试图使情报分析评估符合其政治需要,是严重的情报滥用的行为。COVID-19的情报失败表明,情报政治化指控会对情报组织的信誉造成长期损害,同时侵蚀该行业政策中立和忠于事实的核心道德标准。特朗普将情报界政治化,似乎有两个主要的推动力,一是特朗普坚决追求理想的政策,无论美国情报界对现实世界的评估如何,二是特朗普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考量。特朗普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安全利益之上,对情报界的打击是巨大的。
5.2情报工作透明的价值显著,需在情报政策中予以考虑在对美国情报政策进行梳理对比之后,可以总结出情报工作透明的价值。情报工作透明可以赢取公众信任,这对情报界至关重要,情报工作透明可以保障公民知情权,这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情报工作透明可以减少情报披露现象的发生,这是情报界面对日益增加的情报披露现象的制度选择。我国在制定情报政策的过程中,可以学习美国的有益经验,将情报工作的透明度予以考虑。
5.2.1 情报工作透明可以赢取公众信任 出于反恐的需要,布什政府采取了过分激进的情报保密立场,将整个情报界安全置于斗篷之下,2006年12月进行的华盛顿邮报ABC新闻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 005人的随机抽样中,近2/3的公众提出了对自身隐私权的担忧,近3/5的公众对透明度提出了要求[15]。事实证明,绝对保密并没有提高反恐工作的效果,相反,此时公众对情报界充满怀疑和不安。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特朗普拒绝一切对其不利的情报产品并对其进行保密或抨击,对于一国元首而言,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想就是腐败本身。这无疑是现代历史上最不透明的政府,”著名的华盛顿倡导消费者权益的公民组织总裁罗伯特·魏斯曼说。政府改革倡导者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Norm Ornstein将特朗普政府称为“透明的对立面”。由此可见,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报工作保密立场无法说服公众。
冷战后的克林顿政府倡导政府开放性,与之相适应,情报工作透明的思想开始萌芽,人们第一次对于隐秘的情报机构有了理解和认知。克林顿总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提高公众对情报界的信任提供了途径。奥巴马则将透明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将情报工作透明的倡议书面化为具体的政策指引,以此为杠杆点将透明思想贯彻于情报工作之中。情报界必须以公众信任的方式运作,而信任取决于透明度,这正是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努力。
图2 民意调查数据统计表
德克萨斯州国家安全网在2017年和2018年进行了两轮公众意见调查,重点介绍了美国人对情报机构的看法的某些变化。同意情报界可以与美国人共享更多信息而又不影响其有效性的受访者数量从54%同比适度增加到65%。作为奥巴马透明度倡议的遗产,这说明透明度倡议增强了公众对情报界透明度的信心。在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时代,赢得公众对情报实践的信任与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息息相关。
5.2.2 情报工作透明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 1776年7月的《独立宣言》以及1789年的美国宪法都为代议民主制在美国的扎根奠定了基础。美国代议民主制是世界上实施时间最早,也是较完备的政治制度。作为典型的代议民主制国家,公众对透明度的诉求是强烈的,而透明度以公众知情权为基础。《信息自由法》奠定了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一直被视为对政府透明度的一大贡献。情报机构对《信息自由法》的态度和实践,反映出情报工作透明的程度以及情报机构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程度。
克林顿总统发布了《信息自由法》政策备忘录并将《电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签署为法律,致力于减少信息请求的积压,确保公众知情权,以促进公众对情报界的认知。布什政府时期通过的《情报授权法》对向情报机构提出的信息请求进行了限制,公民的知情权被削弱,公众对情报工作有效性的质疑随之而来,情报腐败问题也随之产生。奥巴马政府践行《信息自由法》公开与透明的原则,对历史情报文件进行了突破性的解密,保障公众知情权。特朗普时代,情报机构的信息请求积压量达到十年来最高水平,公众的知情权未得到保障,由此引发的诉讼也就大幅增加。
文章来源:《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网址: http://www.yfyxqbzzzz.cn/qikandaodu/2021/0623/536.html